汉代以前，偶有五言的诗句，《诗经》中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但没有完整的五言诗。五言诗是在两汉民谣和乐府民歌中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据《汉书·五行志》和《尹赏传》所引西汉成帝时歌谣，已为完整的五言形式；东汉时五言歌谣继续产生，并被采入乐府，其中如《陌上桑》、《江南可采莲》等，已是比较成熟的五言作品。 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作者班固 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

    文人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的看法颇不一致。旧传西汉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等人的五言作品，实际上不可靠。今存最早的文人的五言诗当为东汉班固的《咏史》。钟嵘《诗品》说它“质木无文”，这说明文人初学五言诗体，技巧还很不熟练。继作者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歌》等，表现技巧日趋成熟。东汉末年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至建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居文词之要”（钟嵘《诗品》），成为最盛行的诗体，出现了大批名作。

    《诗经》里多是四言的句子，耳熟能详的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都是四言的。上古时候，单音词占绝对优势，汉字一般都是代表单音词，而四言基本上可以“一句成意”，其句法结构和节奏顿挫等方面来说，是一中最简单并且完备的形式。但是四言加单音的形式，在表现力上不够，节奏上也缺少变化。并且由于上古诗歌都是要入乐的，也就是是配合音乐歌唱的，所以诗经里四言诗出现了大量的重言(叠字)和衬字的形式。《诗经》 汉代乐府诗诗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节奏问题就可以相应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两汉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合成词，随之而来的是汉语由单音词为主逐渐转变为双音词为主。这样四言诗在新的语言形式下，表现力就大大折扣了。并且，书面语总是晚于民间口语的，在大量的民间口语歌谣的冲击下，汉代开始出现了文人创作的五言诗。五言诗相比四言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两个字为一拍的话，五言可以组成两拍半，并且在那半拍的变化上可急促可缓慢，增加了诗歌的变化和美感。

    到了汉代，一件大事就是设立了乐府，但是乐府这个机构究竟是什么设立的，历来争论不休，乐府是一种机构，类似于现在国家级的交响乐团，有团长，有第一小提琴手，司鼓手等等。乐府的歌曲来源主要是采自民间，包括曲调、包括歌词。交响乐团的比喻有点不够恰当，因为他们主要从事的还是收集整理和创作活动。应该说要是国家的一个文化机构。乐府这个名词从原来机构的意思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诗歌形式的名称。乐府基本上就是以五言为主了，但是杂以三、四、七言等等。由于当时的主要活动就是音乐，加上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普及推广工作，五言这种形式便流传的非常广了。关于乐府，余冠英的《乐府诗选》，曹道衡《乐府诗选》，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到了汉末，建安诗人开始对乐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著名的有：三曹，建安七子等等。李白不是有名句“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吗?经过文人的改造，乐府也趋向于整齐的五言的形式。甚至曹丕还写了一首标准的七言古诗《燕歌行》。稍后一点的左思，阮籍，陶渊明等对五言诗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分成了士人之诗和贵游之诗。

    五言诗格律，或者说近体诗格律的形成，主要还是由贵游诗人的努力而成的。而贵游诗人则在形式上开始下功夫了，这个时候，一部分诗歌开始脱离音乐而独立存在了。贵游诗的代表有太康体，玄言诗，元嘉体，终于到了永明体，开始了古体诗到近体诗的转折。永明诗人的代表有“竟陵八友”，是竟陵王周围的一些好朋友。八友著名的有谢眺，刚刚引的李白的句子中的小谢就是说的他。还有沈约。四声八病的说法便是从沈约开始提起的，也就是说，在这之前，基本上写出来像诗的东西，大家都是承认的，根本没有什么平仄之分，怎么押韵和谐之说，流传下来的那些古诗的优秀作品都是古人们在不自觉的状态下的天才流露。 汉代乐府诗 诗歌在魏晋形成了一种风气，相当于现在的主流娱乐活动吧，于是开始了例如，限时竞赛，限题赋诗等形式。这样更加促使了永明诗人在声律，形式上下功夫。五言诗到此，算是发展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再提一下押韵的问题。最初是用口语进行押韵的，汉之前，韵非常宽，基本上念着顺口就行了。到了六朝，格律要求严了，韵自然要求严了，六朝时，已经有了一些私人的韵书出现，不过做诗的人基本都按自己的喜好押，不买这些韵书的帐。

    隋朝时有了《切韵》，被定成了官书，这就是现在知道的平水韵的雏形。韵书几经变化修改，形成了现在通行的平水韵。再回到五言，永明体诗歌经过宫体诗的进一步发展，来到了初唐。初唐基本上还是宫体诗的天下，宫体顾名思义就是写的声色犬马一类的事情，用词华丽，音韵优美严格可想而知。唐太宗李世民就好宫体诗这一口，他喜欢的上宫仪以及后来的上官婉儿也是宫体诗的高手。一些诗人开始从创作理论的高度有意识的开始规范五言诗的创作了。宋之问，沈佺期则基本完成了近体诗-也就是格律诗定型工作。两人在初唐影响极大，五律受到了初唐文人的普遍追捧。

叙事方便

    由于增加了一个字，内容的含量扩大，从而能更好地叙事抒情。这也就是钟嵘在《诗品序》里所说的“(五言)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钟嵘在当时还未能发现七言的长处，这个“最”字用得有点过头；但若光就五言、四言来比较，他的上述意见还是对的。例如“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之类漂亮的诗句，用四言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四言诗当然也有写得美的，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但它的美在于这些诗句所组成的整个境界。如孤立起来看，那么，无论“杨柳依依”还是“雨雪霏霏”都不见有太突出之处；不像“澄江静如练”或“余霞散成绮”那样，每个孤立的句子都给人以较强的美感。

形式灵动

    四言的句式大抵以两个字为一组，每句两组，显得较为单调、板滞。五言的句式则既可由两组组成，也可由三组组成。两组的可以第一组两个字，第二组三个字，也可以倒过来。前者如“驱车上东门”，“上东门”为洛阳城门名；后者如“富贵者称贤”(赵壹《秦客诗》)。三组的则有“一、二、二”、“二、一、二”、“二、二、一”等格式，分别如“出郭门直视”、“松柏夹广路”、“孟冬寒气至”。因组合方式繁多，在同一首诗中可不断变换，故有灵动之致。

表达情感

    五言诗的句子组合方式不断变换，得以与感情的起伏转折相应，因而能适应多种感情的表达需要。而四言诗则句式较单调、板滞，其能适应的多为庄重、舒缓的感情；苍凉、怅惆、轻微的感伤或喜悦也还可以，因为那都不属于浓烈、激动、明快、尖锐一路，多少可与庄重、舒缓相通。除此以外，就难免有些扞格。请看《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第一章。以下还有两章，基本相同，只是个别词语有所调整。此诗为祝贺青年新婚，本应充满热烈、欢乐的气氛，却因句式的单调、板滞，虽用了“夭夭”、“灼灼”等鲜丽之词，仍难以形成热烈、欢乐的情调。总之，由于四言存在着这样三个重大的不如五言之处，其主导地位被五言所取代原是历史的必然。但其被取代的过程是从东汉开始的，当时又是哪些具体因素在起作用呢?

    由于增加了一个字而导致的所谓“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的优点要到建安时才开始显示出来(如王粲《七哀诗》之二的“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之类)，因为必须经过许多作家的长期努力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而五言诗取代四言诗主导地位的过程却在这之前早就开始了。更确切些说，五言诗在开始取代四言诗的主导地位时，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能力未必比四言诗强。即使是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其好处也为真挚自然，所显示的美，是总体的境界上的美，而不是“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之工；这是用四言诗来写也可以达到的(当然，诗人必须有杰出的才能)。另外还有些当时的五言名篇，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将其改造为四言诗(或以四言为主的诗)而并不影响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水平。

    五言诗的典范之作当推《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编者把这些亡失主名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